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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經濟

金 融 經 濟

資本與收入之間的橋樑就是利率,因為資本的價值是未來收入流的現值。故此,不是資本賦予收入以價值,而是收入賦予資本以價值,因為經濟活動本質是前瞻性的。

《The Nature of Capital and Income》──Irving Fisher

 

王戰教授談上海和香港

 

7月15日,我們到上海參加由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跟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合辦的「滬港關係論壇」,順道訪問了與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上海復旦大學教授王戰先生,請他談一下上海和香港的發展問題。王教授對香港的發展定位和角色,有深刻的分析;他並對中國加入WTO後,香港和中國內地如何進行更緊密的經貿關係,有一個嶄新的看法,即將香港、澳門、深圳和珠海先形成一個自由貿易區。

 

■記者 □王戰教授

 

■王教授,多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香港經濟在六、七十年代高速增長,一度成為亞洲的「四小龍」之一。可是,近年香港經濟停滯不前,失業率高達7.7%,是197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事實上,香港目前面對四十年來最深刻的一次經濟轉型;另一方面,上海近年經濟快速增長,以致很多人喜歡拿上海和香港做比較。請問你對香港經濟的發展路向,她的發展定位和角色有甚麼看法?

 

□我首先說一下談話的身份。我雖然在市政府搞研究諮詢工作,但亦同時兼任復旦大學教授,指導博士生。從研究的角度來說,香港的定位應該因時制宜。香港原來的定位,是一個自由市場的經濟,政府盡量少干預。這個角色,應該是非常對的,也對香港經濟的繁榮發揮過很大的作用。但是,我認為,香港經濟的繁榮,並不是沒有其他條件,實際上,她的繁榮有外部條件,就是當時中國實行中央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那時候,中國對外的貿易和經濟往來,香港起到很重要的窗口作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實行自由經濟,但經濟表現很多並不理想,為何香港經濟能夠發展得那麼快?從這個角度來看,自由經濟並不一定保証經濟發展,而香港的繁榮,跟香港的特定地位有很大關係,也就是她擔當了一個封閉大陸的窗口作用。

 

中國開放及反走私

 

自從1997年回歸以後,我認為,她所面對的外部經濟條件也出現了變化。這個變化,就是中國愈來愈開放,並進一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加入WTO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我們並不是加入了WTO之後,才降低關稅,而是加入以前,已經將關稅調低,由原來平均40多%,下調到13.5%左右。當關稅下降了,難免減少了香港作為窗口角色的作用,這方面的貿易影響,最終反映在金融上,並且牽涉到與金融和貿易相關的需求。

 

事實上,中國很多口岸城市的國際貿易、對外交往已愈來愈直接,不一定通過香港進行,香港這個窗口的作用,跟過去比較,無疑起了變化。而且,中國對外交往當中,也愈來愈規範化,主要表現在98年之後,中央對打擊走私經濟採取了很重大的措施。因此,很多在香港談判成交的灰色經濟、或者說,地下經濟的繁榮也衰退了。我覺得,在研究香港經濟轉型的問題上,對這個地下經濟影響的研究很少。其實,世界各國都有地下經濟。一般來說,市場規則比較規範的國家,差不多約有10%的地下經濟;管理不規範的地方,地下經濟可能超過20%。它對整個經濟也有影響。

 

因應外部變化作改動

 

在98年以後,香港地下經濟衰退,對她整體的經濟表現也有很大影響。接下來,「三通」以後,對香港原來的角色,也會引起變化。因此,我認為,一個自由經濟並不必然導致經濟繁榮。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討論香港經濟的轉型和發展,一方面,她保留原來的規則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還得探索香港經濟在區域經濟,或者說全球經濟裡擔當甚麼角色。

 

香港原來的角色很清楚,是一個封閉大陸經濟的窗口,再跟自由經濟配合,形成了她的繁榮。正如剛才所講,她的外部條件起了變化,因此,在繼續保持她的市場規則的同時,她發展的角色,便要根據實際變化的情況,進行一些改動。

對於香港的角色問題,我很不主張把香港和上海說成是競爭對手。如果我們深入研究,發覺香港目前經濟不好,是因為上海發展了,造成香港經濟陷入不景,那麼,我們可以說,上海就是香港的競爭對手。但是,你若然認真的分析,香港經濟的變化,與上海經濟的變化,兩者之間沒有存在「你勝我敗」這種關係,完全沒有。恰恰是在這個起點上,近年香港經濟和上海經濟,都是在自身外部環境變化發展而成。香港因外部環境變化,致最近幾年經濟躊躇不前;上海由於自身所處條件的變化,發展速度較快而已。這一點,看得很清楚。

 

港滬並非競爭對手

 

香港的變化,正如我剛才講,主要是她的發展角色和發展環境的變化,導致了她現在停滯不前;上海原來是一個工業城市,一個很單一的工業城市。在九十年代當中,她在第三產業方面、區域開發、浦東開發方面帶動長江三角洲經濟發展,她所扮演的角色也愈來愈重要,因此導致經濟快速發展。兩者發展的軌跡看得很清楚。所以,若果香港只著眼去跟上海比較,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如果說,一個國家,她的幅員很小、人口規模很小,可能一個中心城市發展起來,另一個中心會衰落。但是,在一個大國範圍,譬如美國,紐約發展了,芝加哥也能夠發展,沒有一種「你勝我敗」的關係。

 

■既然上海與香港各有自身的發展軌跡,兩者也處於不同的外部環境,香港可以怎樣確立她本身的發展定位、發展策略,成功將經濟轉型,恢復動力?

 

□從發展角色講,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是整個中國唯一一個特別行政區,她的法律制度是英美法律體系,而且她又是一個自由港,在中國可說獨一無二。因此,我覺得,目前外部環境出現了變化,香港作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在發展角色定位中,她應該高瞻遠矚,體現中國的全球化戰略的需要,或者說是中國區域戰略的需要,而不是就香港本身來談香港。

 

第二、是把香港原來所固有的體制、法律、甚至人才素質的優勢充份發揮。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我認為,她應該成為亞洲的瑞士。也就是說,亞洲、或者說亞太地區的經濟一體化,是大勢所趨。可是,亞太地區不同國家的差異很大,無論是在民主、文化、宗教、經濟發展水平等的差異也很大。它並不像歐洲各國經濟發展水平比較接近。在這種情況下,就更加需要有一個地方、一個城市,起到一種協調的作用。譬如說歐洲,它有英國、法國、德國,都是大國,大國的利益都不一致,所以,瑞士就發揮一個折衷、區域組織的一種作用。因此,聯合國、奧林匹克等很多國際組織,都把總部設在瑞士,這樣她得到很多的機會,而且讓城市發揮一個國際角色的作用,成為國際交往的一個場所。我所講的,包括國際政治、國際經濟,甚至是會議展覽、貿易、金融等多方面。

 

香港必須向前走

 

在亞太地區,日本是一個經濟強國。經過十年衰退,日本仍是亞太地區經濟最強的國家;在前一段日子,東盟的發展也很快,而且它也是一個區域組織。中國經過二十年改革開放,經濟起步發展,但是,在國際交往當中,我認為,大家都需要有一個比較中立超然的城市,發揮協調利益的作用。誰能扮演這個角色呢?我覺得,香港最適合。通過這樣的定位,從國際的眼光、從中國發展戰略的眼光,來對香港進行定位,把這條脈胳抓出來,我認為是香港特區政府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香港只有繼續往前走,她有很大的空間,這種國際化的功能,是誰也取代不了。

 

如果說,這個角色對了,那麼,定了這個角色以後,為了發揮這個角色的作用,便需要你去看,某些方面不干預,就不必干預;某些地方需要政府起帶頭作用,就需要直接介入。這樣的話,我覺得,香港在中國廿一世紀發展當中,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當前所面對的困難,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會逐步逐步得到解決。

 

■香港經濟在轉型當中,要提升她的競爭力,目前的高土地成本、高工資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個問題,你看可以怎樣解決?

 

□香港目前土地成本高、人工成本高,這些問題應該怎樣解決,我覺得,中國加入WTO以後,香港可以有很多機遇。WTO是推動自由貿易和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從中國方面來說,發展自由貿易區有幾個方面。

 

一、是我們與東盟之間,也就是10+1方案(編者按:指東盟10個+中國)。這需要用10年時間,現在已展開具體的工作。

 

二、是中國與中亞之間,其中大家可以發展能源共同開發,這對雙方都有經濟好處。

三、在東北亞,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中、日、韓,加上今後的北朝鮮、蒙古和俄羅斯遠東地區,合作的空間也很大。

 

第四、我認為,最關鍵的,還是作為中國所擁有的四個關稅體之間的合作,也就是說,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關稅體,還有三個單獨的關稅體——港澳台。

■當中國加入WTO以後,一些香港商界人士提出,希望與中國大陸聯成一個自由貿易區,在內地發掘出更多發展機會。香港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並就此到北京,與中央政府商談,後來將「自由貿易區」,改為「緊密的經貿關係」,你認為這個構想可行嗎?

 

□由於香港是一個自由港,一下子和整個大陸進行自由貿易區,我認為有困難,因為這會影響到中國的稅收問題、還有其他問題。如果從香港當前因土地成本高、人工高而需要結構調整這個角度來考慮,我個人認為,可先從香港、澳門、深圳、珠海這麼一個範圍,進行更緊密的經貿連繫,這一步最適合。因為這個自由貿易區的關鍵,是可以封閉起來。由於深圳和珠海是經濟特區,此舉也不會衝擊到大陸的經濟。而且,如果不從封閉得來的範圍來解決問題,香港就完全變成中國化。二十後,大家併在一起。若然香港變成中國化,她充其量只是中國裡面的一個大城市。

 

港澳深珠自由貿易區

 

在港澳深珠這個區域裡面,面積差不多有3000平方公里,人口超過1000萬。這樣便可以在整個產業結構上,進行優化組合,進行一些調整;同時也為香港提供相當一部分的就業機會。

如果一步跨到珠江三角洲,可行性也很差。因為珠三角沒有一個封閉的關區。如果這個港、澳、深、珠的自由貿易區做得好,也就可以進一步討論以後跟台灣之間、整個大陸之間怎樣進一步加強貿易的聯繫。

 

按照WTO的規定,關稅體之間可以搞自由貿易區。我們都知道,WTO推動自由貿易,希望把關稅降低,把合作的門檻放低,有利雙方進行互惠互利的貿易。所以,我們可對WTO的規則進一步研究,看看是不是可以推動這樣一個港、澳、深、珠的自由貿易區。

 

這個自由貿易區形成,最終帶動珠三角經濟的發展。因此可以說,香港經濟扮演的角色,是帶動中國經濟面向全球化,而且在整個亞太地區的發展,起到中心的作用。

■香港發展高新科技這個問題,也引起各方討論,請問,你認為香港有沒有條件發展高新科技?

 

□我們看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它有它形成的條件。當時也有不少這方面的人才,這批人在美國留學,然後回台灣。而且,當時台灣的人工成本也比較適合,因此可以說,它抓到發展的時機。然而我並不是說,香港不可以搞高科技,而是她錯過了時機,無論從人工成本和時間來講,包括她在海外留學的人才結構,因此,她可以搞高科技,但是不是照抄台灣的模式,問題就值得討論。

 

區內可進行優化組合

 

如果我們從剛才討論的方向去看,港、澳、深、珠形成一個自由貿易區,從這個角度看,香港也有她的高科技(編按:深圳的高科技目前已積累了相當基礎和發展實力)、也有她的博彩業(澳門)。所欠缺的,是缺少交通連繫,以及打通直接交往的門檻措施。譬如說過境。我所指的過境,是在港澳深珠這個範圍而言。

這個自由貿易區到最後,也就可以做到物盡其流。如果我覺得自己住在香港生活很貧困,可以搬到生活相對便宜的地方;其他地方的人,如果覺得自己有能力,在香港半山買一個豪華房子,也可以這樣做。在這個區域當中,它自然會有一個合理的調整。因此,我覺得,在統計方面,也需要有一個反映自由貿易區之間的統一統計,譬如說貨櫃量、運輸總量、商業、房地產等,此舉可減少很多內部的競爭錯體。

 

■王教授,你剛才提出,香港應該朝更國際化的路向走,成為亞太地區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並發揮作為中國一個國際城市的功能,請你具體作一些闡釋。

 

□這可從兩方面來說。這個觀點,我們在十年前是很難提出來,因為東京有很雄厚的金融實力,而且她有整整一套日本工業的支持。可是,十年來,日本經濟停滯不前,同時也把一些問題暴露出來。日本這個金融中心,從某種程度來說,她也不是名符其實的國際金融中心,它主要是依賴本國強大的工業發展形成的金融中心。如果說,亞太區是不是需要一個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我覺得有此需要。

 

香港比東京更國際化

 

從全球整個金融運作的情況來看,紐約和倫敦代表了兩個時區,兩者相差了八小時。從法律制度的角度看,紐約和倫敦也是一致的,屬英美法律系統。我覺得,在亞太區也需要有這樣一個金融中心,它在法律體制上,也是國際的。它本身就是自由金融中心,有這樣一個的基礎;同時,它有有比較發達的服務業和相關人才,因此我認為,香港完全具備這些條件,而且,從某個角度來說,她比東京更國際化。

從這兩方面來看,香港今後在亞太地區擔當一個甚麼角色,應作通盤考慮。

 

■香港深化國際化程度,發揮亞太地區真正金融中心的角色,如果能夠得到國際組織在香港設立常設機構,對此當然有莫大幫助,你覺得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在亞太地區的一些國際機構,的確比歐洲少。譬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它們在歐洲設立了很多機構,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多種多樣。隨著亞太地區整個經濟快速的增長,我想,一些國際機構今後也會考慮在亞太區設立機關。可以說,機構設在甚麼地方,也有其歷史原因。譬如亞洲開發銀行,它的總部在馬尼拉。從廿一世紀發展的趨勢看,今後亞太經濟一體化,這方面的發展會愈來愈加快。我覺得,有很多國際機構,相對集中在一個亞太各種利益組織都能接受到地方、一個城市,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我認為,香港政府有沒有這個概念去爭取是一個問題。

 

■王教授,請問你最後一個問題,你剛才談到的香港重新定的框架,請問具體可以怎樣做?

 

□我認為,這是香港政府去探討的問題。我個人覺得,問題很清楚。第一、中國作為發展中的一個大國,或者說是國際多元化的一極,它的全球化戰略是甚麼,由此,香港作為中國一個國際化的城市,她可以扮演甚麼角色?第二、亞太地區的經濟,一方面發展很快,另一方面是不平衡,在走向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它需要很多區域性的組織,香港作為國一個國際化的城市,可以怎樣發揮本身的作用? 第三、香港目前還具備那些條件,尤其是法律體系、教育體系,目前服務業的優勢、所處的地理位置,所缺的是甚麼?這需要香港政府和學術界進一步研究。

 

 

訪問:陸錦榮、陸緋雲

 

香港發展如何定位?

 

原文刊2002年6月號《戰國策商業月刊》,但重讀王戰教授當年的分析和建議,他認為香港應該「學瑞士」,以發展成為真正的「國際城市」,避免變成中國內地其中一人個城市,缺乏自身的特色,並喪失在「一國兩制」中的優勢。在今天重讀,撫今追昔,頗堪細味。

《戰國策商業月刊》2002年6月號,當期除了訪問中央智囊王戰教授外,還訪問了聯合國社會及經濟事務高級專員洪平凡博士。
王戰教授: 香港目前還具備那些條件,尤其是法律體系、教育體系,目前服務業的優勢、所處的地理位置,所缺的是甚麼?這需要香港政府和學術界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