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危機時期：
香港、北京、上海的政府形象

李思名

作者系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中國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主任

一. 導言

突如其來的一場瘟疫，嚴重打擊正在複醒的香港經濟，對高速成長中的中國經濟也造成一定的衝擊。雖然剛公佈的2003年首季GDP增長率，香港達4.7%，中國內地更高達8.9%；但是，自三月中SARS在香港肆虐開始，香港市民便處於極度惶恐之中，儘量留在家中。零售、飲食等行業遭到近乎致命的打系。四月份的零售總值較去年同期大幅下跌15.2%。旅遊業和航空業面對的衝擊尤爲巨大。旅客人數由三月份的1.35百萬人下跌至四月份的49萬人，而酒店入住率則由79%跌至22%。中國內地方面，雖然早在去年 (2002年) 11月佛山出現 SARS首個案例，而廣東省發病的高峰期，大約在本年二、三月左右；但是SARS對中國經濟真正造成較嚴重的影響，只是在四月初SARS在北京大規模爆發以後。4月20日中國政府撤換當時的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北京以及全國疫情開始明朗化。中國政府其後取消 “五一” 長假。各地方政府相繼制訂嚴勵的防“非典”措施，包括強制隔離來自疫區旅客14天。內地的旅遊和零售業因而也受到相當嚴重的影響。踏入五月中以後，隨著疫情逐漸受控，無論在香港、還是在北京和全國其他地方，市面都逐漸回復正常。世界衛生組織在五月二十三日取消香港和廣東省的旅遊警告，廣東省於六月複辦香港遊。香港的旅遊業也自此從低谷回升。不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還是把全年的GDP增長率，從原估計的3.0%下調至1.5%。中國內地方面，GDP增長率也勢將回落，全年的增長率相信下調至7.0%左右。

SARS對整個中國經濟造成的衝擊，相信是短暫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應該不會因此而有根本性改變。不過，包括港、京、滬在內的中國主要城市，在爭取成爲“世界城市”(world city) 一員的努力，卻很可能因處理SARS疫情的種種失誤而遭到不同情度的挫折。而它們在世界城市體系的位序，也可能因而出現變化。本文主要就美、英兩份主要新聞媒體 — 《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 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有關SARS的報導，窺看後SARS時期，港、京、滬三地在中國以至世界城市體系位序可能出現的變化。

二. 港、京、滬與“世界城市”

“世界城市”(world city) 一詞，由美國學者John Friedmann于1986年所提出。主要是指一些對全球經濟有影響力的城市，特別是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和運輸、資訊輸紐以及誇國企業的全球和地區控制中心。換句話說，“世界城市”指的是那些掌握著地區以至全球經濟命脈的城市，世界城市彙聚整個地區以至全世界的人才、資金和資訊。在經濟全球化的前題下，各國的主要城市，皆致力爭取成爲世界城市的一員，更致力爭取在世界城市體系較高的位序。當然，並不是每一個城市, 甚至是大城市，皆可晉身爲世界城市。在中國，能夠稱之爲世界城市的，過去大概只有香港。但這主要跟1997年以前香港作爲英國殖民地，長期獨立於中國政經體制之外有直接關係。近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特別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經濟進一步與世界接軌。北京作爲中國的首都，擁有多所全國最優秀的大學和國家級研究機構，更是多家大型國企的總部，以及掌握主要決策權的政府機關所在地。在北京，資訊的密集程度和質量，非其他城市所能比擬。不少跨國企業選擇北京作爲地區總部。而北京也擁有香港以外全國最頻密的國際航空網路，接待全國最多的國際旅客。從多方量度，北京已擁有世界城市的雛形。而且，北京在世界城市的位序也因中國經濟持續高速成長而不斷提升。

相信無人會置疑，上海是中國另一個不斷爬升中的世界城市。其實，早在19世紀末，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上海已是遠東地區首屈一旨的大都會。1990年代以後，中國政府有意識地重新塑造上海成爲全國 (香港以外) 的金融中心和最大商埠。自浦東發展計劃落實以後，上海的城市面貌有著根本性的改變。上海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包括握控長江入海的咽喉，位處全國最富庶的長江三角洲，以及晚清至民國時期上百年作爲遠東地區金融、經濟中心的傳統等，都使上海在很短時間內重新成爲中國有數的世界城市，並挑戰香港作爲亞太地區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相對北京、上海而言，香港起步較早 (至少就1949年以後而言)，世界城市地位早于1980年代初便確立。而在改革開放初期，更由於香港幾乎壟斷全國對外貿易和對外金融聯繫，而有所鞏固和提升。但是，隨著中國對外開放進一步深化，也隨著上海和北京的地位逐步提升，特別是越來越多跨國企業選擇以北京和上海作爲中國和亞太地區總部，香港的獨大地位不斷受到挑戰。事實上，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房地産泡沫爆破，經濟多年不振，香港在內地人心目中的地位大不如前，而香港人本身，也由過去的過度自我膨漲，轉變到今天普遍自我鄙視。

“世界城市”概念的出現，代表者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邁向新的臺階，也代表著誇國企業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角色進一步提升。不少學者認爲，全球化也導致主權國掌控本國經濟能力有所下降。世界城市是誇國企業在其全球發展策略中的主要立足點和全球性和地區性控制中心。各主要城市，爲了爭取成爲世界城市的一頁，以及在世界城市位序的提升，皆致力加強其硬體和軟體建設。前者包括機場、港口、公路、城市軌道運輸、通訊網絡，以及食水和空氣素質的改善等；後者包括法規的建立和執行、人才培訓、人文素質和專業操守的培育等。這等等都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一個城市在本國和國際投資者心目中的形象，從而影響他們投資選址的決定。也就是說，一個城市形象的建立和塑造，跟這個城市能否晉身爲世界城市，在全球和地區經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有莫大的關係。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0年代之後，中國的主要城市都非常重視形象的建立和塑造。北京和上海更是其中的表表者。除了投下大量資金，在很短時間內建立先進的交通和通訊網絡以及修建大量現代化的“智慧”辦公大樓和完備的住宅小區外，北京和上海更借著舉辦和申辦多項大型國際性活動，包括1990年北京亞運、2008年北京奧運、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等，致力提升他們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和地位。上文指出，這些努力，並沒有白費。北京和上海，在世界經濟地圖所占的位置，不斷提升。不少誇國企業把中國和亞太區的總部遷往這兩個城市。

三. SARS、國際傳媒與港、京、滬的國際形象

國際傳媒、特別是美英傳媒的報導 — 在全球化下英語已成爲“世界語”，英語傳媒也因此越來越有影響力 — 對於一個城市、一個地方、以至整個國家的國際形象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

SARS是一種新的致命疾病，傳染性相當高，但醫學界對之卻認識甚少。自二月底開始，SARS在多個國家和地區爆發，導致個別地方的醫療系統幾乎癱瘓，民衆極度恐慌，消費大幅度萎縮。世界衛生組織先後對中國內地多個省份和城市，以及香港、臺灣、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發出旅遊警告。國際社會對疫情的發展極爲關注。國際傳媒就此作出廣泛和持久報導，並對各疫區有關當局的處理手法，發表各式各樣的評論。中國爲SARS的起源地。而中國政府 — 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 在SARS爆發初期的一些處理手法，富有相當爭議性。香港爲中國內地以外SARS案例最多的地區，而香港也是主要國際傳媒在亞太地區的總部。故此，中國內地和香港成爲國際傳媒有關SARS報導的焦點。而有關的報導手法和取向，對國際社會如何看待中國內地 (包括北京和上海這兩個主要城市) 和香港，勢將帶來深遠的影響。

美、英的主流傳媒，種類繁多。由於時間所限，本文集中分析兩份有相當代表性的新聞周刋：美國的《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 和英國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這兩本雜誌都有上百年歷史。《時代雜誌》更以每年年底風雲人物選舉，聞名於世。《經濟學人》以報導經濟有關新聞爲名，有相當權威性，爲國際財經界必讀的刋物。在一定程度上，該兩份刋物就SARS的報導，反映整個國際傳媒 — 主要是美英傳媒 — 的一般看法。

《時代雜誌》於2003.3.24日首次報導SARS的出現和爆發。至2003.5.26日止 (共10期)，有關SARS的報導和評論共計31次。其中作爲封面或封面內頁標題3次。評論文章3次，新聞報導25次。所涉及頁數共66頁。其中有關新聞報導即占59.5頁。上述資料清楚說明，《時代雜誌》非常重視SARS 疫情的發展，爲此投下大量人力物力，詳細報導SARS的各方面。包括SARS的起源，傳播途徑，醫療方法，對引起SARS的冠狀病毒的探索，各個國家或地區的處理手法等，都有相當詳盡的報導。中國內地和香港，當然是報導的重點。有關中國內地SARS疫情的報導達14次，涉及篇幅共27頁。作爲封面或封面內頁標題的也達3次。有關SARS的評論三篇文章，全部針對中國。北京和廣東是中國內地病發最多的省市，而SARS的首例也出現於廣東佛山，故此有相當篇幅是針對京和廣東兩地。雖然上海至今只有數例，但是針對上海的報導也有兩次。針對香港的報導有7次，論及篇幅則有22頁。

相對而言，《經濟學人》有關SARS報導的次數和篇幅較少。這也許跟該雜誌以財經新聞爲主軸，以及該雜誌的報導風格和體材有一定關係。不過，自2003.4.5日《經濟學人》首次報導SARS消息至2003.5.17日止，共計七期，有關SARS的新聞報導也有8次，平均每期超過一次。另外，有兩篇評論文章和一次以SARS作爲封面標題。跟《時代雜誌》一樣，大部份的報導針對中國和香港，前者4次，後者也有2次。

無論是《時代雜誌》或《經濟學人》，對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有關SARS的處理手法，都流露高度不滿。不單評論文章如此，即使理論上客觀的新聞報導也是如此。4月下旬中國政府採取較開放的態度向外公佈SARS疫情後，情況有所改善，但該兩份雜誌對中國政府公佈的數位仍普遍懷疑。以下的新聞標題也許可說明該兩份雜誌的看法：

《時代雜誌》

“Unmasking a crisis” (掀開危機的面紗) 2003.4.21

“SARS: What did Beijing know?” (SARS: 北京到底知道什麽?) 2003.4.21

“Silent for so long!” (沈默這麽久！) 2003.4.28

“Did Guangdong beat the bug?” (廣東真的戰勝了病毒嗎？) 2003.5.05

“How bad is it?” (情況到底有多壞？) 2003.5.05

“China’s failing health system” (癱瘓中的中國醫療體系) 2003.5.19

《經濟學人》

“China, please lie less!” (中國，請少講謊話！) 2003.4.14

“The SARS virus: Could it become China’s Chernobyl?” (SARS病毒：它能否成爲中國的徹爾諾背爾？) 2003.4.26

“China and SARS: Fever Pitch” (中國與SARS：發燒之所) 2003.5.03

內文方面，大份部也是盡數中國的不是。例如，《時代雜誌》4.21期指控中國當局爲了面子而隠瞞 SARS疫情，即使因而導致人命傷亡和對全世界構成威脅。4.28期詳細報導中國當局 (包括衛生部和北京市政府)，如何爲了躲過世界衛生組織的核查而用救護車載著SARS病人在北京街道遊弋。5.05期再次就此指控中國政府，特別是廣東省政府，雖然撰文記者大致認同廣東省在控制SARS病情取得相當成效。同期另有文章置疑上海提供的數位 — “Beijing has come clean, but the litmus test of China’s new openess is Shanghai” (北京已經核實。上海成爲中國新的開放態度試劑)。其後數期，《時代雜誌》的記者繼續置疑上海提供的數位，指出上海當局並末就世衛要求，按世衛標準申報SARS的感染病例。

《經濟學人》的報導雖然比較簡短，但調子和《時代雜誌》幾乎一樣。4.12期指出，中國的處理手法，受到一個“隠蔽文化”所蒙蔽。(China’s response to SARS is being hobbled by a culture of secrecy)。即使中國政府採取一個比較開放態度，儘量與國際社會配合打系SARS之後，《經濟學人》仍然認爲中國的處理手法有很大問題，甚至認爲這以後的嚴勵控制措施是“毛澤東式”手法 (The Economist, 2003.5.3)

至於兩份雜誌對香港的報導，相對較爲中性。《時代雜誌》(2003.3.31) 認爲香港與加拿大、越南和星加坡，都是北京隠瞞SARS在中國疫情的受害者。《時代雜誌》也詳細報導香港大學首先發現引起SARS的冠狀病毒，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師生，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與SARS摶鬥 。4.28期，更以“Time Asian Heroes 2003” (時代雜誌2003年亞洲英雄) 爲題，在封面刋登中大醫學院師生的相片，對香港醫護人員在SARS面前毫不畏懼的勇氣致意。不過，《時代雜誌》和《經濟學人》對香港政府的處理手法卻頗有微言。兩者都比對香港和新加坡兩地在疫情發生後的對策，認爲香港政府反應遲綬，使疫情由醫院擴展到社區，並在淘大花園爆發後，一發不可收拾。

從上述兩份權威雜誌有關SARS的報導，可以看到，就國際形象建立和塑造而言，SARS對中國帶來相當不利的影響。作爲中國的首都，同時更是中國SARS案例最多的地方，北京承受的壓力最大。不過，上海雖然並沒有多少個案例 (至少官方數位如此)，但上海市政府的處理手法也廣爲詬病。兩份雜誌對公佈的數位抱高度懷疑態度。在北京，4月底大力加強疫情透明度以後，上海的持續封閉更顯得突出。相對而言，雖然香港方面，也因政府反應遲媛而備受批評，但這兩份雜誌並沒有懷疑香港官方公佈的數位，同時《時代雜誌》對香港醫護人員的專業精神推崇備致，對香港醫療科學界尋找SARS病源體的努力也頗爲欣賞。雖然SARS對香港的經濟，特別是旅遊業和零售飲食業帶來沈重的打系，但香港面對西方傳媒的壓力，遠遠低於北京和上海。

四． 後SARS時期港、京、滬的世界城市位序

SARS對包括香港在內的整個中國經濟帶來的沖系，相信是短暫的。中國，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作爲“世界工廠”的地位，非常穩固，並不會因爲SARS的爆發而有所轉變。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國內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也將繼續吸引誇國企業來華設置生產線，銷售中心和地區總部。不過，過去一段日子中國政府有關SARS的處理手法，也突顯中國政經體制滯後於經濟發展的問題。極低的透明度，數位的不可靠性，以及個別主要官員的無能等都大大損害了中國的形象。香港在SARS疫情所引伸的城市間和區域間競爭中，可算是“輸少當嬴”。也許，因爲香港政府較高的透明度和相對可靠的資料，以及香港民間在SARS疫情中顯示的專業精神和操守，某程度會打消誇國企業遷離香港北上的念頭，甚至吸引更多有意在中國和亞太地區大展拳腳的誇國企業在香港設置遠東地區總部，從而拖慢香港在港、京、滬三角競賽中遂步被對手蠶食的現狀，以至進一步鞏固香港在世界城市體系的地位。

當然，也有論者認爲，上海市政府在SARS疫情中，表現高度領導能力，基本上完全控制SARS的蔓延。在一個異常擠逼，擁有1600萬人口，同時有著大量流動人口的城市，更是一大成就。故此，在SARS疫情中，上海可算是嬴家。不過，就《時代雜誌》和《經濟學人》的報導和看法，西方傳媒對上海官方公佈的數位，抱有頗大存疑，而對上海和中國內地其他城市迹近 “封市” 的處理手法，也有一定的意見。近日發生的農凱集團事件，牽涉前香港中國銀行總裁劉金寶擔任上海中銀總裁期間批出的問題貸款，進一步打系上海提升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努力。

至於北京，不單因爲SARS案例冠全球，而且更由於中國政府在疫症爆發初期採取的隠瞞態度，北京，作爲中國的首都，更成爲西方傳媒主要的指責物件。不過，自四月中下旬中國政府坦承北京疫情的嚴重性，積極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爲主導的國際抗SARS行動後，北京承受的壓力減輕不少﹔而北京七天建成小湯山傳染病醫院，更顯視中國政府對抗疫情的決心和能力。這等等都爲北京爭回不少分數。

香港、北京、上海在是次SARS疫情都受到相當大的沖系。作爲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SARS的爆發，更使包括商務旅客在內的國際旅客幾乎絕迹，對香港經濟帶來的打系尤爲嚴重。不過SARS事件，卻又說明香港與國際接軌方面仍遠優於包括北京、上海在內的內地城市，而香港民間的自救力量和醫護人員的專業精神也得以體現，並得到西方主要傳媒廣泛報導和稱頌。這等等，都突顯香港在中國以至世界城市體系所處的優勢。

　　至於北京和上海，在與“世界接軌”方面，還須多加努力。也許SARS事件可促使中國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增加透明。事實上，中國政府最近的努力，普遍得到世界衛生組織嘉許，而西方傳媒也較少採取懷疑態度。SARS對中國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正遂步淡化。也許SARS能夠短暫地延續香港在亞太地區“世界城市”的位序，但長遠來說，香港不斷受到北京和上海挑戰的態勢，並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