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沒有一個走向21世紀的產業政策

——「九七」前後香港在中華經濟協作系統的定位問題

香港和澳門，由於同珠江三角洲的地緣關係，可以同它進行密切的交流協作，從而形成一個所謂「珠江三角洲經濟區」。

顯然地，廣東省政府是以此為它的2010年規劃的一個重要內容，然而對於遠在北京的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及港、澳兩地的政府來說，這是不是一個最好的出路呢？……看來，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也不會有輕易的答案的。

「香港新生代產業結構」的探索問題

關鍵之處在於，香港在1997年，澳門在1999年後先後成為由中央政府直接領導的「特別行政區」，它們是否……

——可以成為「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省級「經濟區域」的領導權，無可避免地將會掌握在座落於廣州市的廣東省政府手上的；

——如果，香港和澳門不能及早在同廣東和其他華南省區密切關係的基礎上，脫胎換骨，建立自己的新型產業結構；那麼，對於它們的現狀及前途又有何影響？

這裡，可以看到，一個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策略應如何制訂？是要從許多層面來加以考慮的——人們盡管可以提出「跨越邊界-跨越產業-跨越文化發展協作系統」這樣的新概念和大取向；可是，政治上的和社會文化上的考慮，仍然是必須細心處理的問題。要緊在於能利用境內外的發展契機，來登上一個新的台階。

因此，在《香港走向二十一世紀》的第一編 <公元2000年前後的香港社會發展> 的第一篇文章〈「過渡時期」要做些什麼事情：試論跨越兩個時代的「積極施政」〉裡，我便談到「經濟方面的過渡問題」；提出了所謂「新生代工業-外貿體系」的概念。

主旨是：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必須能通力合作，利用1970年代後期提出的一份「工業多元化」報告書，結合香港工業北移的大趨勢，同珠江三角洲、廣東省其他地區以至於同福建省及其他更遠的省市區的日益密切的交流協作關係，進行某種程度的產業分工，開發出一個新的產業政策——外貿結構來；否則，「『順利過渡』的基礎便不是那麼穩固，『九七』前後可能正是香港的『經濟困難時期』」（頁22 - 26）。

「產業空洞化」帶來了的經濟蕭條現象

記得，1992年11月至12月，我在紐約市的聯合國總部圖書館做研究時，遇上了美國經濟危機最深刻的日子；其間，到一些大百貨公司去蹓躂，一片慘淡，不見有幾個顧客. 沒有想到，1995年，香港市民也過了一個非常暗淡的聖誕節和新年。

看來，這樣的局面，是要拖過1997年，甚至伸入1998. 其所以如此，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可能是難以否認的，便在於缺少一個過渡時期的經濟調整-產業開發的政策——可以說，給我這麼一個「非經濟學家」不幸而言中了。

1990年代末, 香港市民可能正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蕭條-失業問題；特別是產業工人，處境更為困難 , 而其他行業的前景, 亦十分不妙。原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及經濟高速成長政策開展以來，果然吸引了大量的香港資金、設備、技術、人才。出現了「有人歡喜有人愁」的現象。

不久前，工業署署長提出的一份報告書指出：雖然，香港的製造業仍有大量的活動，而且也保持了可觀的生產力；可是，已出現產業空洞化的問題.根據有關的調查顯示，四分之三的廠商已在外地設廠或購置生產設備，其中九成六是在中國大陸，且主要是位於廣東省. 因此，製造業人數下降，由1993年的50萬人，降至1994年的43萬人；1995年的第二季度，更掉至39萬人; 工業在本港整體經濟中的比例，還會有進一步地瀉落之虞，云云（《信報財經新聞》，1995年12月21日，頁5）

在中華經濟協作系統中找尋出路

看來，只有過了「九七」，進入1998年，新的政府成立後，才可能就下面一些問題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和深刻的思考分析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工業或許可以大量北移；可是，一個六，七百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固然可以沒有一次產業（廣義的農業），大概是不可以沒有二次產業（即製造業）. 因為，只靠三次產業（即服務行業）來維持其經濟活動，「一枝獨秀」; 可能是不正常的狀態. 只有在所謂「新生代產業-外貿體制」基礎上，才可能更有效地。

——為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成為中華經濟協作系統的中心；並且在南中國海周邊國家／地區的產業協作中，提供強有力的溝通作用的。

﹝本文曾發表于吉隆坡《星洲日報 . 書說二十一世紀》1996年1月21日﹞